北朝帝业 第662节（1 / 2）

令尊遇害之时，曾共陈元康、杨遵彦并崔季舒密谋室中，贼奴行刺时，杨遵彦夺门而逃，崔季舒匿于厕格，拒人再入，遂使令尊无从躲匿，虽有陈元康以身相护，终究难免身死当场。

下官当时在直署中，因受陈元康所托入内代书后事，所以对此内情所知甚详，而今所述俱是当时所见所闻，绝无虚假。不知这番回答，有没有化解高奉御心中疑惑？”

高澄遇刺的时候，正是高氏准备篡取东魏政权的关键时刻，尽管有高洋及时妥善的处理善后，避免了局势进一步的恶化，但高澄的死讯也是秘而不宣、过了好久才公开。包括与之一同死亡的陈元康，当时还做出将其委派出使的假象。

祖珽当时因受陈元康委托为其书写遗书，故而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第一时间便知悉内情之人。也正因为消息的隐瞒，才让他有时间从容到陈元康家中做了好几票。

对于自己中饱私囊、辜负友人所托的丑事，祖珽自然不会多说，但是高澄遇刺的这一桩旧事却被他重新翻出来叙述一番，就是为的论证北齐亡于主昏臣佞这一点。而高澄与崔季舒，便是一个主昏臣佞的代表。

高澄识人不明，奴仆心生杀机仍然没有察觉，竟还一直留用身边。至于崔季舒，那也是高澄一直信任有加的心腹之士，崔季舒也是极尽阿谀逢迎之能，竟然还曾奉高澄之命殴打当时的东魏皇帝孝静帝，结果等到高澄身遭刺杀的时候，居然自己弃主而逃。

在这件事情当中，祖珽还发挥了一贯以来的风格，小小的艺术加工一下，行文暗示其实高澄也有机会躲入厕格从而避开刺杀，但是被先入的崔季舒拒之在外。

这样的加工，无疑是让主昏臣佞的效果更加凸显出来，同样也放大了崔季舒在此事当中所负的责任。

同时崔季舒在天保一朝一样也深受重用，由此又暗指此事与齐主高洋都脱不了干系。毕竟高洋从头到尾处理此事，必然是清楚崔季舒在事中表现，即便如此仍然还重用崔季舒，当中的缘由大家就自己思量吧。

所以真正的阴谋论绝不是浓墨重彩的去牵强附会、罗织各种似是而非的线索证据，行文落笔几个字词的改变，就足以给人带来极大的想象空间。

听完祖珽的讲述后，高孝琬眼中泪水已经是夺眶而出，口中恨恨道：“崔季舒这狗贼，多食我家禄料，竟还反噬其主，当真该死！可恨旧世不公，如此贼恶事迹竟遭遮掩，亲生骨肉犹难知晓！”

他又想到祖珽原来也是他家臣子，结果却将此事情真相隐匿至今才肯吐露，自己兄弟也才知父亲遇刺时的全貌，于是便又狠狠瞪了祖珽一眼，旋即才擦着眼泪愤然离去。

祖珽此时心思重点自然不在这些过气王孙身上，因见并无别人再上前交谈，于是便又往礼部官署行去。当他回到官署的时候，正逢同僚们开始进用早餐，见他到来，便也招呼他一起用餐。

前前后后一番折腾，祖珽也是有点饿了，于是便也坐下来准备吃点食物果腹充饥。然而他这里刚刚坐定，尚书崔瞻便阔步行入进来，视线环视一周后落在祖珽身上，指了指他示意其人跟自己出来。

祖珽见状后忙不迭又站起身来，忍着饥饿躬身跟随在崔瞻身后，崔瞻回望他一眼后说道：“祖君昨日献书为至尊下令传抄诸司，令诸司官员阅后各作评注，今早我归署浅作浏览，确是发人深思。因知祖君对齐之弊病见知甚深，恰逢日前河北诸州贡士入朝参选，便荐祖君得预贡试，品鉴故邑才流，祖君是否愿意？”

祖珽这段时间来一直悬着一颗心，此时听到自己的前程终于有了眉目，而且似乎还是要参与到选官事宜中来，自是大喜过望，连连躬身道：“论及识鉴高明，下官实在不及崔尚书万一。幸得尚书举荐，虽力有未逮，亦必尽力而为，务求能得清正时评。”

自河北诸州入京的贡士们被安排在了长安太学中，祖珽跟随崔瞻到来之后，便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在其中，或是河北名族子弟，或是硕学鸿儒，当真才流荟萃。这当中有的人才名或者势位还在祖珽之上，不过如今都是白身贡士，等待参加朝廷将要举行的贡试以察授官职。

不同于祖珽的毁誉参半，崔瞻在河北那可是第一等的风流才士，出身清河崔氏，本身的仪容气度与文采风流都是翘楚之选，旧年其人自河北奔逃到山南时，还不乏河北人士感慨明珠西投。

所以这一次崔瞻作为礼部尚书代表朝廷巡抚州郡并召辟贡士，许多河北人士都纷纷响应，包括熊安生这一类的硕学儒宗，也都不辞劳远的随同入关，以备咨问。

只是当崔瞻向众人宣布祖珽将要作为考官之一参与这一次的贡试时，在场一众贡士们不乏人便面露意外和不服气的神情。祖珽才名虽有，但德行着实不佳，众人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对于仕途也是有所期望的，一想到要让祖珽这样的人来称量自己，心中自然是有些不自在。

虽然碍于崔瞻的面子，众人都不敢直接表示反对，但各自心思也都写在了脸上，觉得祖珽还不配考察他们。这一份轻视倒也不只是出于对祖珽品德的不屑，同样也是因其官位不高，祀部员外郎不过只是一个六品小官，让这些人感觉朝廷对这一场贡试似乎也不怎么重视。

同样作为考官的还有中书舍人卢思道，也察觉到众人的心思，于是便开口说道：“日前祖孝徵献书朝廷，评论齐亡之鄙，至尊览后深为赞赏，只是有感所述未竟全意，是故传抄诸司以启群智，希望能有才士能更为增补。某等离乡多年，述题难免笔浅，君等皆亲历其事，若能试为增补，不患声名不达！”

祖珽听到这话后，先是微微一愣，旋即便也不由得挺起了胸膛，他本也觉得自己先前那篇文章对于齐亡弊病论述的很深刻，却没想到至尊对他更加的欣赏，竟然将此文当作一篇衡量河北才士的范文和标尺！

很快祖珽便也意识到，诸如赵彦深、崔季舒等一众原北齐重臣，这一次怕是免不了要遭受最为严苛的抨击了。

因为在他文章中，主昏臣佞便是北齐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他拟论之人也不能否定这一结论，只能在此结论内继续发挥，所以只能对这些重臣们所作所为进行吹毛求疵的深入剖析，由此引发一场对北齐政治和人事的全面批判。

祖珽所想正是李泰的真实意图，由于本身不承认北齐政权，所以对于这些北齐旧臣们也不好进行一个官方的定性。如果将他们全都打入乱臣贼子的序列，无疑是不利于对河北人才的吸纳。可若是不加肃清、一味吸纳的话，无疑又会将北齐内部的一些人事弊病吸纳到大唐朝廷中来。

所以李泰便要借祖珽此文，让河北人士们都参与进来，让他们自发的进行一场内部的甄别与批判。朝廷虽然不便直接出面去对一干北齐旧臣定性审判，可是通过道德和舆情的批判，以及他们内部的斗争，达到一个比较深层的肃清效果。

并且在这个裁汰污垢的过程中，还能够挑选出来一批能够体察上意、迎合大唐统治的河北士流，可谓是一举两得。

第1295章 齐氏三佞

祖珽的《亡齐论》，总共分为七篇，每一篇都从一个角度阐述北齐所存在的弊病，文章结构严谨典范，内容也是详实丰富。

在这开卷首篇当中，便是天命不具，祖珽用谶纬命数、天文地理等一系列的观点，论证了一下天命在西而不在东，其中自然不乏一些穿凿附会的封建迷信理论，但也体现出祖珽之博学广识，起码陈元康家里偷的几千卷书不是白偷的。

第二篇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篇章，便是主昏臣佞，列举种种高欢父子识人不明、用政昏乱的事迹，以及群下阿谀逢迎、无才无德的劣行，将东魏北齐的人事贬低得一无是处。高澄与崔季舒等人事迹，便书写于这一篇当中。

第三篇为兵骄将堕，第四篇远贤拒才，第五篇侫佛伤物，第六篇屡兴边衅，第七篇刑役泛滥，七个篇章逐一罗列，算是从方方面面将北齐所存在的弊病都批判了一番。

祖珽固然是小人一个，但是在总结北齐弊病的时候攻击力还是不小，所以才能受到至尊赏识，愿意忽略其人的品行而加以任用。

这些河北贡士们不满于祖珽出任贡试考官，可是当祖珽的《亡齐论》被分发下来，他们各自阅读一番之后，各自神情也都变得凝重起来。

这篇文章无论是理据还是文辞都属上乘，起码在场这些人都不敢放眼能够立即写出一篇方方面面都有胜出的文章出来，因此各自也都收起了轻视之心。

接下来，崔瞻才又继续说道：“至尊所以传告诸州入贡才士，也是遵循的野无遗贤、天下大治的伟愿。诸位既然能得乡人荐举，必然也是名动地表、浮尘难掩的珠玉之才。今朝廷所以设考，也非强以升斗之器衡量丰沛才力，而是希望能够毕见诸位才情意趣，如此才可分别取授，以期人事契合、相得益彰。

卢中书、祖祀部并非俱以才长而居上，皆因得遇于事，遂得入此相助诸位声闻天阙、才达天听。诸位若因此喉舌欠巧、于事未能尽用，亦可诉于有司。除此之外，不必更作别思，唯将各自瑰丽才器尽露即可！”

听到崔瞻这么说，众人各自也都面露讪讪之态，收起了心里那点文人相轻的小心思，各自调整心态，开始认真准备之后的贡试。

一个政权的灭亡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很难通过只言片语去讲论清楚，祖珽本身才学不俗，加上阅历丰富，所以才能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论述和提纲挈领的总结。

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未必就是因为他们才学就逊于祖珽，而是在一些问题上本身就欠缺足够的认知。就比如高澄遇刺那样的高层机密事件，祖珽乃是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但其他人甚至就连高澄的儿子都是要事后等通知，讲到北齐高层人事所存在的弊病，更是无从讲起。

很多事情，本身并不能深入的了解，但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却又避不开，那就只能将之进行标签化，然后再措辞激烈的进行褒扬或诋毁，用一种比较狂热的态度去代替对事情本身的考证。他都已经这么急了，事情必然是真的，这是很多看客比较普遍的心理。

祖珽固然可以凭着自身的经历见闻去从容议论臧否北齐上层人事弊病，但其他沉沦下僚或者干脆隐居不仕之人却没有这样的便利。

而今祖珽一篇范文摆在面前，并且已经着重点明了主昏臣佞是齐氏大弊，众人除非能够提出更加强有力的观点，否则也就只能在祖珽文章的窠臼中进行论述。但是在论据本身未足充分的情况下，想要在祖珽文章基础上有所超越，那就只能用更加激烈和极端的态度与措辞。

在这种思路之下，一众河北时流的相关文章也都陆续出炉。河北向来才流济济，经史文学俱有可观，关中政权在南下攻灭江陵之前远难与之相提并论。而今当一众才士都围绕着一个命题进行探讨撰文的时候，一时间也都名篇频出。

诸如同样才名极盛的李德林便专门著文写了一番北齐的吏治与酷吏问题，以崔暹为代表的东魏北齐酷吏们自诩清正、执法严猛，实则本身却并不能左右上意、裁断公允，于是每有察治鲜卑勋贵时，众勋贵往往得到宽纵豁免，察治汉臣的时候则就吹毛求疵，使人战战兢兢，为求自保不得不趋炎附势。

这篇文章说的多多少少有欠公允，东魏北齐任用酷吏以制裁朝士，主要原因自然还在于高欢父子们的双标。李德林此文却将责任归咎于崔暹等执法官，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左右上意那就不该那样执法严猛，从而沦为打压异己的工具。

但这一番看法却获得了高仲密和司马消难的认同支持，要不就说这两人可谓难兄难弟，高仲密西投便有很大原因是与崔暹之间的矛盾而遭到崔暹的针对，司马消难同样也是遭受时任御史中丞的毕义云所逼辱威吓，所以最终才决定西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