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斩草除根（1 / 1）

细看吕大防和范祖禹这两人相继被罢官外放的整个过程，我们从中其实能够发现哲宗并不想对保守派予以赶尽杀绝，这种事对于身为皇帝的他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正如他父亲那样，哲宗多么希望手下的这帮同为孔门弟子的大臣们能够同心同德致力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而不是搞什么意识形态的党争，更不希望由此而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元气大伤进而走向分裂。可是，当皇帝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要不然宋神宗和高滔滔早就把这事给做成了，很多时候身为北宋的帝王其命运和日常就是被文官集团架着胳膊抬着走。 范祖禹走后，宋朝的前枢密使冯京病逝于京城，冯京的女婿趁着赵煦前来吊唁的这个机会哭诉着为其父叫冤。冯京的这个女婿姓蔡——蔡确的蔡，没错，他正是蔡确的儿子蔡渭。 经过蔡渭这么一番痛彻心扉的君前喊冤，变法派这才发现和意识到原来他们的老大哥和战友蔡确同志此时还死不瞑目，在他们的强烈建议下，哲宗随即下诏给蔡确平反并追复其为右正议大夫。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蔡确一再地被追复直至一年后被追赠为太师并赐谥号为“忠怀”。与此同时，在元佑年间去世且注定了要在政治上遭受冷遇的变法派精神导师王安石也在这时候得以“昭雪”，他先是被配享于神宗庙庭，随后在元佑年间被保守派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封禁的“荆公新学”也得以被官方承认并得到推广。 做完了这些事之后，哲宗这才把目光转向江南的杭州。那里有一个人一直都让他为之而心心念想，在他看来要想弘扬父亲的遗志就必须把这个人召回身边共谋大业。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身边有大臣对章惇其为人颇为微词，哲宗早就把章惇给召回了京城。 放眼北宋所有的宰相，章惇在行事风格和个人心性上可以完全比肩于赵普和寇准这一类政治强人，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强悍得没朋友。他对敌人狠，对属于同一阵营的同志也不客气，这种人在传统士大夫眼里就是一个有些招人讨厌的文化流氓。此外，如赵普和寇准一样，章惇也喜欢揽权，他恨不得所有政事都全部出自他的手笔。章惇的这个毛病就让那些同样具有政治野心和抱负的同僚感到很是伤脑筋，比如说自认为才华和能力都不逊色于章惇的李清臣和曾布。 李清臣和曾布论资历可都不比章惇浅，如今哲宗正在主导社会全面革新，而在吕大防走后首相那把椅子又一直虚位以待，李清臣和曾布可都对此望眼欲穿。如果说此时只是一个翰林学士的曾布还需再加把劲，那么此时已经贵为当朝第一副宰相的李清臣则是最接近首相宝座的那个人。 至于如今的次相范纯仁，立志革新的哲宗怎么可能让一个旧党分子来做首相以领袖群臣？这倒不是说李清臣之辈就是个追名逐利的贪婪之徒，只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都想做宋朝再次走向革新的舵手，因为他们各自都不认同彼此的执政理念，而要想工作顺心就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说白了，变法派的这几个大佬级人物都不服对方，因此谁当了宰相就意味着谁就有权力让对方屈从于自己，而对方再不情愿也不得不低头听令，除非是他们也想和保守派一样来个窝里斗相互伤害。 不过，在首相的人选问题上，哲宗才是那个最有发言权且是最后拍板的人，而他所中意的那个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因为章惇在早年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了。在此之前，当王安石和吕惠卿还在朝堂压阵之时，章惇还算个听话的小弟，可他在元丰年间官拜门下侍郎后就逐渐地开始向人们展示他的政治强人姿态。神宗驾崩之后，章惇更是近乎在以一人之力与文彦博、司马光和吕公着这些旧党巨头相抗衡，对于临朝摄政的高滔滔他也是毫不发怵。 章惇这样的人正是哲宗现在所急需的人才，他要复行新法必然会遭遇重重阻力，也正因如此他才需要章惇这种锋锐难当的利刃为他充当开路先锋。相较而言，李清臣这种儒雅之士在他眼里还是显得太过持重了一些，章惇这种风风火火的直男更符合他这个正值豪情满怀之人的胃口。 于是乎，哲宗一道诏令就将远在杭州的章惇直接就提拔为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从而进位当朝首相。 章惇的拜相制是翰林学士曾布写的，在这份制书里曾布对章惇可谓是极尽褒美之词，这倒不是说曾布是章惇的小迷弟，而是曾布的一次政治投机。既然他现在做不了宰相，那何不在这时候跟章惇主动示好呢？章惇出于感激定然会把他也给带入两府，比如说在三省里给他安排一个侍郎的位置，可让曾布没有想到的是章惇在回京之后并没有把他安排到三省任职，而是把他安排到了枢密院去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一起主管军事。 章惇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深知曾布不是个简单的角色，本着一山不容二虎的原则，章惇这才把曾布请进了枢密院。章惇也没有想到曾布竟然就此跟他翻了脸，其愤怒和仇恨的程度堪比当年丁谓突然间对寇准的反目成仇，而这些后事我们很快就会说到。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得知章惇即将回京并出任首相，次相范纯仁坐不住了。他上表称疾求罢，尽管哲宗数次挽留却仍然不能让他回心转意，哲宗最后也只好同意，范纯仁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临别之际，哲宗特意召见了范纯仁并对他说道：“卿耆德硕望，朝廷所倚赖，今虽在外，凡时政有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之，无事形迹。” 范纯仁这一走，保守派的其他大臣也纷纷是坐立不安，其原因仍然是因为章惇。他们都知道一旦章惇回朝定然不会放过他们，诸如礼部侍郎孔仲武、工部尚书李之纯等人相继主动申请出京外任以躲避章惇的锋锐。 说句或许有些刻薄恶毒的话，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保守派执政期间对变法派极力打压，如今世道轮回，这些人太清楚他们当初都做了什么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做了那些事，因而他们也坚信对方会对其施以同等乃至是加倍的回报。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君子，更知道对方和他们也是一路货色，值此风起云涌之时唯有主动避险才是生存的王道。 这里再一次声明一下我的个人观点，无论是元佑时期保守派的复辟还是绍圣年间变法派的再度崛起，这期间所发生的集体性政治打压和争斗都不是什么正义和邪恶之争，而是纯粹意义上的意气和意识形态之争，这里面没有多少是非对错可言，有的只是人性的丑陋和利益的争夺。如果非要说二者有什么不同，那我只能说变法派相较而言多少还知道在这个过程中照顾一下国家的利益，而保守派完全就是一群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官僚，也是一群固步自封并沉溺于各种内斗坐等国家安乐死的因循守旧之辈——他们没有能力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也反对别人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危机，他们和那温水里的青蛙别无二致。 在章惇到任之前，哲宗再又发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观文殿学士安焘为门下侍郎，苏州知州吕惠卿改任江宁知府。同时，哲宗命曾布和蔡卞重修《神宗实录》以重新为自己的父亲正名，而在章惇回京后哲宗更是命这位新首相监修《神宗实录》和《国史》。 需要说明的是，章惇回京之日，满朝的文武大臣几乎集体前去城门口迎接这位新任宰相，但章惇可不会因为他人的迎奉和讨好而收敛住他的这颗憋得已经快要爆炸的小心脏。 章惇回京之后第一个选择主动跑路的保守派大臣就是时任佥书枢密院事的刘奉世。此人完全就是被章惇给吓跑的，求锤得锤的他随即就被罢为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小试牛刀后，新官上任的章惇开始烧他的第一把大火——追究元佑年间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座城池割让给西夏的主事者的责任。 这可不是什么政治报复，保守派的割地行为就算千年过后也仍然是司马光和文彦博等人无法洗刷的污点，即便他们的信徒可以为他们的行为找到各种开脱的理由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割地能换来和平以及西夏的恭顺倒也罢了，可实际上却是换来了西夏人更为嚣张和跋扈的嘴脸，西夏的相国梁乙逋更是公然在西夏的朝堂上大言不惭地嚷道：“自开国以来宋朝可曾像如今这样畏惧过我们？” 再者，如之前所言的那样，大宋的无数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才夺下的土地竟然拱手送于敌国，这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眼里都是十足的卖国行为。当时的司马光权势熏天以至无人敢反对其个人意志，可如今世道已变，这笔账也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 对章惇和变法派而言，追究此事可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和效果。一来他们此举可谓是站在正义和公理的层面上在审判卖国者的罪行，二来变法派也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将保守派的顽固势力彻底清理出朝廷，而且就连司马光和吕公着这些已经死了的人也别想躲过这一次的秋后算账。 在给哲宗的奏疏里，章惇这样说道：“西北割地事件在内是司马光和文彦博在主导，孙觉和王存皆是从犯，在外则是赵昪和范纯粹（范仲淹的幼子）这些边臣在主议， 这二人深知割地之害却一味地迎合司马光。如果说孙觉和王存等辈是因为不知利害而附和大臣，那么赵昪和范纯粹身为边帅却如此附会大臣便是挟奸罔上，此罪万不可恕也。” 对此，哲宗深以为然。 有了哲宗的点头，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就显得毫不为奇。以西北割地事件为导火索，章惇再又请求重责吕大防和刘挚、苏辙等元佑时期的两府大臣，再加上张商英从海量的奏疏里揪住了这些人的无数条涉嫌诋毁神宗朝政和国策的小辫子，于是乎一帮元佑时期的重臣纷纷再遭重贬。具体如下：前宰相、现任永兴军知军吕大防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前宰相、现任知青州刘挚落职，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前门下侍郎、现任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英州知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范纯粹降官一等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知郓州梁焘改知鄂州；知成德军刘安世改知南安军；管句西京崇福宫吴安诗监光州盐酒税；知虢州韩川改知坊州；权知应天府孙升改知房州，并落职降官；吕公着的儿子吕希纯落职降官并出知亳州。 最后倒霉的才是真正的重量级人物，章惇认为已经跑到颖昌府去避难的范纯仁也要为割地事件承担责任。不但如此，他还认为范纯仁对于元佑更化事件也要承担承认。总之，作为元佑时期位及宰相的保守派重臣，范纯仁无论如何都是必须要受到责罚的，单是赞同并参与擅改神宗的国策就足以给他定罪。哲宗对此不是很赞同，他说范纯仁是个德行高尚的君子且并未参与结党，但章惇认为范纯仁拒绝为新朝效力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如此一来范纯仁虽然未被贬官但却被降官一级。喜欢北宋帝国兴亡史请大家收藏：(www.qibaxs10.cc)北宋帝国兴亡史七八小说更新速度全网最快。